故事背景
资料:扶桑水稻良种和和牛的起源
扶桑的水稻良种，起源于1877年兵库县老农（精通传统技术的农业专家）培育的“雄町”、“神力”、“旭”。到了1890年，这些良种在扶桑得到了广泛种植。
而和牛的起点是在日本家喻户晓的“田尻号”。田尻号的主人叫田尻松藏，是日本兵库县香美町人。他自幼就喜欢跟牛接触，也慢慢培养出一双识牛的“慧眼”。成年后当他见到名叫“福江号”的母牛的时候，他一眼认定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母牛。借款把福江号买下后，田尻松藏天天精心照顾她，带她运动，给她按摩，甚至开山种草地只为了让她吃上好的草
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昭和14年（0491年），福江号产下了第四头小牛，也就是田尻号，田尻松藏相信此牛必成大器，同样对其精心照顾。半年后，田尻号得到美方郡的认可，成为但马牛的元祖——神户牛、松阪牛、近江牛几乎都来自但马牛。
田尻号对和牛的重要性高到什么程度呢？现今的和牛中九成是黑毛和牛，而99.9%的黑毛和牛身上都带有田尻号的血统，田尻号对和牛的意义不言而喻。
对幕末人物的一些看法
关于参觐交代
德川幕府时期发生在江户的地震
江户时代的凶作（大饥荒）
遗传学在近代的发展
江户时代农民的生活水平
江户时代的农村
(作者收集整理的资料，比较混乱，请各位读者老爷高抬贵手、切勿见笑。）
德川幕府时期，扶桑是彻底的农业社会，那么农村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江户时代的农民按土地持有量分成几个等级，类似中华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农。据《成熟的江户》一书记载，江户时代的农村平均是408石，404人，就这么几百人中，还分各种等级。
按是否有自己的土地分成高持和无高两种。
（其实农民拥有的只是耕种权，从法理上当时土地是归幕府、大名、皇室公卿和寺院神社所有，类似中华的田皮、田骨，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
高持又称“总百姓”、“大人百姓”、“头百姓”、“本百姓”、“百姓”，也就是说，江户时代的百姓也不是随便能当的，最起码要有地！
至于少数的“石持”、”名主”、“庄屋”，那是当时的武士后代或者豪农（地主、富农），在农村的地位很高，一般的中农被成为“本百姓”或“百姓”。
其中“乡士”比较特殊。一般乡士就是农村的武士，有自己的土地，未必有很多地。大部分乡士都是自家耕种，藩主要打仗的话还要服兵役。在土佐，乡士比较复杂，除了农村的武士外，还有一部分豪农买了武士的身份，类似当时的江户等大城市，很多町民有钱了就买个足轻的身份，法理上要服兵役，但实际上幕府和诸侯不给这些人安排职位，服兵役一般没他们什么事。
除了以上的农村高层，还有“草分”(垦荒地者)、“根生”(土生土长的)等中小农，这些都是“本百姓”或“百姓”，家里有地，但有时也给别人打打零工，有时也被蔑称为“地下百姓（じげびゃくしょう）”或“脇百姓（わきびゃくしょう）。
至于“水吞”和“小前”就是彻底无地贫农，“水吞”，意思是吃不起饭只能喝水，据说水吞是有少量的地，但小前是无地的农民，两者主要以给其他人帮工为生。
“水吞”和“小前”之下还有“家抱百姓”(家奴)、“被官”(家奴)、“谱代下人”(家奴)、“名子”(家奴)、“庭子”(奴仆所生子，可买卖)。这些人和“水吞”和“小前”被称为“分附”，意思是依托他人而生存。
“乡士”、“石持”、”名主”、“庄屋”，往往得到官府批准保有从祖上传下来的住房和着装上的特权，而其他农民则住在简陋得多的居所里穿着简朴的衣服。在一些村子里，上层和下层的农民甚至供奉不同的神社。上层村民和其他农民之间的差距是传统的社会习俗和给予高等家庭特权的法令共同造成的结果。
但因为“宗门人别帐”制度，也就是寺请制度，农民的婚丧嫁娶和出行、旅游都要到寺庙神社开证明，所以德川幕府后期往往是一个村子信奉一家寺庙或神社。
身份的不同除了经济上的差异还带来了政治上的区别。江户时代是村年贡承包制、五人组制等，也就是以村为整体收取田租和其它税赋。五人组制不仅限五家，有可能是十几家，互相担保，共同维护农村的秩序和承担税收及劳役，一家拖欠地租或犯禁,其余五人组制的家庭要担负连带责任。
“株座（かぶざ）”本来是农村中操办祭典的组织，但逐渐变成了全村的自治机构。但株座相对封闭，更考虑成员的身份（祖上历史），逐渐受到了新兴富农的挑战，“新禄（しんろく）”（新兴富农）和“旧禄（原来的农村高层）之间争斗不断，最后变成以有地和无地来区分。有地的农民组成了“村座（むらざ）”，以“是否在村中拥有田产”为判断“百姓”的标准，以“寄合”(聚合)的形式，商议本村大事，制定村规，选~举村吏，保证全村交纳年贡，共同举行祭神，兴办工程等，违反村规要受“村八分”(全村对他断交)的惩罚。村座由村長、年寄、家长、百姓代（農民代表）组成，逐渐取代了株座。
除此之外，当时扶桑农村中还保留着古代公社关系的残余，农民公有山林、草地，农忙期有进行劳动互助的“结”及兼有宗教信仰的互助性质的“讲”等组织，但都不允许贫农和佃农、雇农参加这类自治组织。
除了田租，农民还要承担地子、加地子等杂税和“用金”(摊派)。此外,农民还要服各种劳役,主要有“国役”和“助乡役”两种,前者指修桥、补路、修堤坝等，后者指大名“参觐交代”时,农民需为沿途驿站提供马匹和脚夫。
村座在以全村为单位分配田租、摊派、杂税和劳役时，村座成员占了很大的主动权，尤其是奉行所强制农民种植某种农作物时，村座成员往往在其中上下其手。
幕藩为克服财政困难，继续铸造劣币或者滥发不兑现的“藩札”，对农村提高年贡额，并丈量土地，增加固定产额的租率，甚至向农民提前一年征收年贡(“前纳”或者第三年的年贡(“前前纳”)，贫困农民不断沦为佃农、雇农，据扶桑自己的资料，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近畿地区佃农已达农村人口的一半；公元1702年，在尾张藩(今爱知县)的尾浓江领地，120189家农户中，有土地的是90048户，没有土地的是28041户。
豪农（地主）、有土地的本百姓（富农、中农）都以大米为主食，“水吞”、“小前”(无地贫农)大米吃的少，以麦子、栗米、稗子加上蔬菜叶子为食，米糠萝卜蔬菜的拌饭或菜粥也比较常见。
一份资料表明，当时一家本百姓自耕农，1夫、1妻、1子、1女，共同耕作田1町、畑5反的土地，全年的收入折合铜钱170贯，大约33-34金，支出是143贯，主食是米2.5石、麦4.5石，没有什么大事和疾病的情况下，年结余是27贯，大概4.5-5.4金。
当时在江户做佣人，除了包吃、包住、一年两套衣服外，年收入男仆是2两金，女仆是1两金，就这样的收入，贫困农民趋之若鹜，由此可见当时农村下层的收入之低。
署名武阳隐士的作者在写于1816年的《世事见闻录》中说,“当今贫富不均优劣差异如此之甚，富裕者一人，其周围贫苦农民达二、三十人”。
幕末开国之后，面对外国的经济掠夺和幕藩的穷兵黩武，民间的生活愈加困苦，所以当时的社会动荡是不难想象的。
1853年白主奉行所的总预算（支出）
1853年白主的总预算（收入）
德川齐昭的儿女
高须四兄弟
幕府役职“侧用人”的介绍
写在前面：
1843年到1862年的侧用人是谁？根本查不到。当时幕府激烈变动，侧用人作为将军的最亲密助手，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不知道当时是谁，真是可惜！
有哪位读者朋友能查到的，请一定告知，提前感谢，辛苦了，多谢！
正文（资料来自中文维基百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人可编辑的自由百科全书）
侧用人，原称“近习出头人”或“近习笔头人”，全称是御侧御用人。
江户幕府官职名。为将军近侍重臣。秋元泰朝、松平正纲、板仓重昌等，曾以近习出头人身份在德川家康左右顾问启达，乃侧用人源流。1681年(天和元年)五代将军纲吉任命牧野成贞为侧用人，始置此职。定员一人，非常设。多由谱代大名担任。为将军顾问，指挥御侧众，向老中、若年寄转达将军命令。虽位居老中与若年寄之间，但司上意下达，有时势凌老中。
著名的有五代将军纲吉时的柳泽吉保、六代将军家宣与七代将军家继时的间部诠房、十代将军家治时的田沼意次、十一代将军家齐时的水野忠成等。
地方大名亦设置有侧用人，简称为“御侧”，相对家老合议藩政，“御侧”则管理大名的家政，并担任嫡子的秘书，不过亦有些御侧曾担任奏者(取次)的工作。
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期，改用原纪州藩的随从心腹加纳久通、有马氏伦担任，废除了侧用人名称，改为设置御侧御用取次，降为老中格以下职务。后于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时期，于宝历6年，再度启用时任若年寄的大冈忠光为侧用人，恢复侧用人名称，此后变成为老中格役职，不再是幕府最高职务。
1862年(文久二年)废止。后设奥挂，职权类似侧用人。
历代幕府的侧用人：
牧野成贞〔1680年（延宝8年）－1695年（元禄8年）〕
松平忠周〔1685年（贞享2年）－1690年（元禄3年）〕
喜多见重政〔1686年（贞享3年）－1689年（元禄2年）〕
太田资直〔1686年（贞享3年）－？〕
宫原重清〔1688年（贞享5年）－1688年（元禄元年）〕
牧野忠贵〔1688年（元禄元年）－？〕
南部直政〔1688年（元禄元年）－1689年（元禄2年）〕
柳泽吉保〔1688年（元禄元年）－1709年（宝永6年）〕柳泽吉保
金森赖时〔1689年（元禄2年）－？〕
相马昌胤〔1689年（元禄2年）－1690年（元禄3年）〕
畠山基玄〔1689年（元禄2年）－1691年（元禄4年）〕
酒井忠真〔1693年（元禄6年）－？〕
松平辉贞〔1694年（元禄7年）－1709年（宝永6年）〕
松平信庸〔1696年（元禄9年）－1697年（元禄10年）〕
戸田忠时〔1704年（宝永元年）－1706年（宝永3年）〕
间部诠房〔1706年（宝永3年）－1716年（正徳6年）〕
松平忠周〔1705年（宝永2年）－1709年（宝永6年）〕
本多忠良〔1710年（宝永7年）－1716年（正徳6年）〕
石川総茂〔1725年（享保10年）－1733年（享保18年）〕
大冈忠光〔1756年（宝暦6年）－1760年（宝暦10年）〕
板仓胜清〔1760年（宝暦10年）－1767年（明和4年）〕
田沼意次〔1767年（明和4年）－？〕
水野忠友〔1777年（安永6年）－1780年（天明元年）〕
松平信明〔1788年（天明8年）－？〕
本多忠筹〔1788年（天明8年）－1790年（寛政2年）〕
戸田氏教〔1790年（寛政2年）－？〕
水野忠成〔1812年（文化9年）－1818年（文化14年）〕
田沼意正〔1825年（文政8年）－1834年（天保5年）〕
堀亲寚〔1841年（天保12年）－1843年（天保14年）〕
1843-1862之间不详。
三行半代指江户时代女性写给丈夫的离婚书
泽村惣之丞-在作品中被增加了十岁提前出场
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和宣战时间
《扶桑米国和亲约定》-1854年”
1853年黑船第一次来访
1853-1855《扶鲁和亲约定》的签订
1854年佩里第二次黑船来访
关于下田奉行
黑船后幕府的治政革新1853-1855年
中华米国望厦约定-本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安政大狱的部分处分名单
安政大狱的部分处分名单
（资料来自新浪博客，博主是AK47。）
一、公家家臣及び大名家臣及び一般人：
氏名	身分	刑罰
安島帯刀	水戸藩家老	切腹
茅根伊予之介	水戸藩士	死罪
鵜飼吉左衛門	水戸藩士	死罪
飯泉喜内	旗本曽我権太夫家臣	死罪
橋本左内	福井藩士	死罪
頼三樹三郎	京都浪人（学者）	死罪
吉田松陰	長州藩士	死罪
鵜飼幸吉	水戸藩士	獄門
鮎沢伊太夫	水戸藩士	遠島
小林民部権大輔良典	公卿鷹司家家臣	遠島
六物空満	大覚院門跡家臣	遠島
太宰八郎	松平伊豆守家臣	遠島
勝野森之介	江戸浪人勝野豊作息子	遠島
日下部裕之進	薩摩藩士日下部伊三治息子	遠島
茅根熊太郎	水戸藩士茅根伊予之介息子	遠島
吉見左膳	宇和島藩士	重追放
池内大学	学者儒者医者	中追放
丹羽豊前守	公卿三条家家臣	中追放
森寺若狭守	公卿三条家家臣	中追放
三国大学	公卿鷹司家家臣	中追放
伊丹蔵人	青蓮院宮家家臣	中追放
入江雅楽頭	公卿一条家家臣	中追放
茂左衛門	信濃松本町名主	中追放
藤森恭助	幕臣古賀謹一郎家臣	中追放
とき	水戸藩厄介修験宝寿院	中追放
鮎沢力之進	水戸藩士鮎沢伊太夫息子	中追放
鮎沢大蔵	水戸藩士鮎沢伊太夫息子	中追放
山科出雲守	御倉舎人	永押込め
春日讃岐守	公卿久我家家臣	永押込め
森寺因幡守	公卿三条家家臣	永押込め
長谷川宗右衛門	高松藩士	永押込め
長谷川速水	高松藩士長谷川宗右衛門息子	永押込め
山国喜八郎	水戸藩士	永押込め
海保帆平	水戸藩士	永押込め
加藤木賞三	水戸藩士	永押込め
横山湖山	松平伊豆守家臣	国許永押込め
菅野健介	姫路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大郷巻蔵	鯖江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林某	鯖江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小南五郎	土佐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大山正阿弥	薩摩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大久保要	土浦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舟橋亘理	関宿藩士	国許永押込め
津崎村岡	公卿近衛家老女	押込め
飯田左馬	有栖川宮家家臣	押込め
高橋兵部権大輔	公卿鷹司家家臣	押込め
山田勘解由	青蓮院宮家家臣	押込め
富田織部	公卿三条家家臣	押込め
大沼又三郎	下田奉行附	押込め
飯泉春堂	飯泉喜内養子	押込め
大竹儀兵衛	水戸藩士	押込め
岩本常助	幕臣掃除之者	押込め
藤田忠蔵	幕臣鉄砲方与力	押込め
筧承三	岡部土佐守家臣	押込め
勝野保三郎	江戸浪人勝野豊作弟	押込め
勝野ちか	江戸浪人勝野豊作妻	押込め
勝野ゆう	江戸浪人勝野豊作娘	押込め
三木源八	水戸藩士	押込め
萩信之介	水戸藩士	押込め
菊池為三郎	水戸藩士	押込め
宇喜田一蕙	画家	所払い
宇喜田松庵	画家	所払い
蒲市正	公卿二条家家臣	所払い
恪太郎	伊勢松坂百姓	江戸構い紀伊殿領分所払い
山本とよ	信濃浪人山本貞一郎妻	急度叱り置く
山本さい	信濃浪人山本貞一郎娘	急度叱り置く
山本うめ	信濃浪人山本貞一郎娘	急度叱り置く
伊十郎	小網町名主	手鎖
源左衛門	信濃松本町町人	手鎖
源助	江戸神田町人	手鎖
若松木工権頭	公卿三条家家臣	洛中洛外構い江戸構い
太宰せい	水戸藩郷士太宰清衛門妻	構いなし
利益菴行阿	修験者	構いなし
兼田伊織	公卿鷹司家家臣	構いなし
知順	元神崎寺坊主	構いなし
峰十	水戸百姓	構いなし
甚右衛門	水戸百姓	構いなし
日下部伊三治	薩摩藩士	獄死
梅田雲浜	小浜藩士	獄死
藤井但馬守	公卿西園寺家家臣	獄死
信海	僧月照弟	獄死
近藤正慎	成就院坊	獄死
中井数馬	幕臣御先手組与力	獄死
二、公家及び大名及び幕臣
氏名	身分	刑罰
青蓮院宮尊融法親王	天台座主青蓮院門跡	隠居永蟄居
鷹司政通	前関白	辞官落飾
近衛忠煕	左大臣	辞官落飾
鷹司輔煕	右大臣	辞官落飾
三条実万	前内大臣	辞官落飾
一条忠香	内大臣	遠慮引篭り
二条斉敬	権大納言	遠慮引篭り
近衛忠房	権大納言	遠慮引篭り
広橋光成	前権大納言	遠慮引篭り
久我建通	右大将	慎み引篭り
正親町三条実愛	権中納言	暫時慎み参朝差控
有馬範顕	権中納言	暫時慎み参朝差控
徳川斉昭	前水戸藩主前中納言	永蟄居
徳川慶篤	水戸藩主中納言	差控
一橋慶喜	一橋当主刑部卿	隠居謹慎
徳川慶勝	尾張藩主中納言	隠居謹慎
松平慶永	福井藩主越前守	隠居謹慎
山内容堂	土佐藩主土佐守	隠居謹慎
伊達宗城	宇和島藩主遠江守	隠居謹慎
堀田正睦	佐倉藩主備中守	隠居謹慎
太田資始	掛川藩主備後守	隠居謹慎
板倉勝静	松山藩主周防守	御役御免差控
大久保忠寛	幕臣西丸留守居伊勢守	隠居謹慎
本郷泰固	幕臣若年寄丹波守	隠居減地謹慎
土岐頼旨	幕臣大番頭丹波守	隠居謹慎
石川政平	幕臣側衆土佐守	隠居減禄
岩瀬忠震	幕臣作事奉行肥後守	永蟄居
永井尚志	幕臣軍艦奉行玄蕃頭	永蟄居
川路聖謨	幕臣西丸留守居左衛門尉	隠居謹慎
鵜殿長鋭	幕臣駿府奉行民部少輔	隠居差控
浅野長祚	幕臣小普請奉行備前守	隠居差控
佐々木顕発	幕臣公事方勘定奉行信濃守	御役御免差控
黒川嘉兵衛雅敬	幕臣一橋家家臣	御役御免差控
平山謙二郎	幕臣書物奉行	甲府勝手
木村敬蔵	幕臣	甲府勝手
平岡円四郎方中	幕臣一橋家家臣	御役御免差控
小笠原诸岛
金银兑换比率不同造成的贵金属流失
在直秀原来的世界里，“以扶桑金易海外银”，这种举动德川幕府并未执行过——任何相关的证据都没被发现过。
开埠当时，扶桑金银比价为1：5，而国际比价为1：15，差异非常之大。
在幕府签署约定时，没有限制贵金属外流的条款，甚至没有规定货币兑换的手续费——据说米人提督佩里曾提醒幕府，“5%的货币兑换费用是合理的”。但幕府的交涉人员对此不以为意。
约定中规定：
异国之间，金银币兑换采用“同种同量”原则，即以同一材质（金或银）、相同重量进行等值兑换及流通，而不管其成色如何。
当时，西洋人以墨银（鹰洋）换扶桑的银币，然后再以此套购扶桑金币。之后，将金币运到香江或其它地方换取鹰洋或中华银两，然后再去扶桑故技重施。
据说，因为交易量太大，导致香江的白银紧缺，市场一度崩溃，因此洋商不得不远到天竺、欧罗巴、北米进行交易。
有学者据史料估计，“1859年7月1日扶桑正式开埠后，仅八个月里，黄金外流就达三四十万两”——这里的金两还是以天保小判金计算，不是扶桑两。
三四十万枚天保小判金，折合成纯金大约为1.8~2.5吨，按当时的牌价，为英镑24.2万~32.3万左右，相当于中华白银72.6万~96.8万之间。
除掉兑换比率差异的问题，在贵金属货币成色上，扶桑也和诸国有差异——这也给投机带来机会，同种货币兑换也有利可图啊。
因此，1859年幕府不得已发行了安政小判金、一分金和安政二朱银，但遭到西洋列强的强烈抗议，仅发行了三个月就被迫停铸——流通还是继续流通的。
之前的天保小判其重量是11克，含金量57%；安政小判金其重量是9克，含金量56.7%。
当然，1859年的安政铸币，到底是发现了金银比价的问题还是没有，对此有争议——笔者认为没有，原因在于后面的万延铸币才解决了金银比价的问题。因此安政铸币不过是幕府又一次因财政问题薅羊毛而已。
要我说，西洋人就是那啥脑子，这含金量下降不多啊，利用金银比价套购不是已经赚的飞起么——不过也说不好，虽然幕府铸币宣称含金量是56.7%，但按惯例经手人一定是会偷工减料的，所以含金量差很多也有可能。
但西洋人的大规模套利行为最终还是泄露了秘密，为此1860年幕府铸造发行了万延大判金/小判金/一分金/二分金/二朱金，
之前的天保小判其重量是11克，含金量57%；安政小判金其重量是9克，含金量56.7%，而万延小判其重量是3.3/0.8克，含金量56.7%。
从天保小判11克变成万延小判的3.3克，重量减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而按幕府规定，小判一枚相当于金一两，那改成原本的三分之一，就将扶桑金银比价调整成为和国际比价一致。
因为安政铸币的发行，基本上遏制了重金属的外流。
但因为幕府的行政能力相对薄弱，历年来发行的多种贵金属货币同时流通，造成了货币市场混乱。
更要命的是，按幕府规定，小判一枚相当于金一两，但重量严重减少的安政铸币其实就是一次严重的货币贬值，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因开国通商而受到重创的经济雪上加霜，民众因此而更加痛苦不堪。
另外，各藩都开始私下制造劣银，因此挽救财政，直到维新成功后依然不停。
一直到1871年颁布了《新货币条例》，建立了新官府下的新货币体系，扶桑的货币流通秩序才开始好转。
ps:
从1859年7月1日扶桑正式开埠后，到万延小判大面积流通，据说时间将近两年。
在这两年里，扶桑黄金到底流失了多少，并没有准确数据，有说3.8吨的，有说10吨左右的（相当于160万枚天保小判金），也有说更多的。
1858年瑷珲草约签署时当地中鲁实力对比
樱田门外之变的一些信息
人物卡-江木繁太郎
幕末的寺庙到底有多少？和尚有多大的势力？
扶桑对外通商后米价高涨的原因
出洋留学——白主内部的青云之路
《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坂下门之变的疑云
大政奉还
《船中八策》-庆应三年（1867年）六月
《新官府纲领八策》- 庆应三年十一月
《王政复古大号令》-庆应三年十二月
《五条誓文》-庆应4年（1868年）三月
一桥庆喜的童年
文久二年（1862年）六月敕旨的内容
长州毛利到底是不是扶桑皇族？
幕末的报刊和杂志
幕末三大革新之文久革新1862-1864
让更多的人获得幸福
第五卷 三十八章 兴风作浪
禁门之变（上）——起因
禁门之变又被称为蛤御门之变、元治之变、元治甲子之变。
真实的禁门之变，在1864年8月20日（元治元年7月19日）发生，是长州与一桥庆喜率领的诸侯在京都发生的激战，最终的结果是长州战败。
至于“禁门”之称的来历，则是因为长州兵马攻入了蛤御门。
起因呢，大方向是扶桑的攘夷策略之争，小方向嘛，则是长州的垂死挣扎：
前一年1863年，幕府及诸侯上洛后，第一次公武合体后幕府发布的攘夷令。
当时确定和历五月十日全扶桑开始攘夷，但幕府坚持渐进攘夷、从横滨锁港一步步开始，而长州悍然在五月十日炮击洋船，开启了武力攘夷的序幕。
和本书镜梦中不同，当时萨摩岛津家也被卷了进来——因1863年的生麦事件迟迟得不到解决，英船于和历六月下旬（1863年）到鹿儿岛海域谈判，因交涉破裂七月二日至四日爆发了萨英之战。
而战果呢：
英人方面，俘虏了萨摩藩的三艘蒸汽船（白凤丸、天佑丸、青鹰丸），严重破坏了萨摩藩苦心经营多年的集成馆（近代工厂区）、城门、箭楼等，房屋被毁者达500多间。
而萨摩则是击毙了英人旗舰船长，打死打伤英人数十人，击伤了来寇七艘英船的大部分。
插一句，此战保留了英人后膛阿姆斯特朗炮的缺陷，导致英人水军暂停了此炮的装备——当时，阿姆斯特朗炮卡壳，迟发等问题很多。尤其糟糕的是旗舰欧亚卢斯号上的一门阿姆斯特朗炮发生炸膛，迸飞的后膛螺栓导致炮组死伤惨重。造成了此战中英军的最大伤亡。战后调查显示，阿姆斯特朗炮的制造工艺有相当的问题，特别是尾栓和锁栓问题最严重，几乎全部的火炮上的锁栓均出现裂缝，个别炮的锁栓破裂。
三个月后，萨摩和英人在江户谋和，此时以萨摩藩赔偿25,000英镑结束——这笔钱是幕府垫付的，萨摩一直没有归还。
此战之后，萨摩在岛津久光、大久保等人的主持下，由武力攘夷变成了开国攘夷——久光本身就不支持武力攘夷，但1862年9月的“生麦事件”后，其被视为武力攘夷的先锋。在名望大涨后，久光的立场有所动摇。
而长州方面，（1863年）和历五月十日炮击洋船后，虽然吃了点亏，但依然没有死心，依然是坚持武力攘夷。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四国炮击下关是元治元年（1864年）8月的事，比镜梦书中三国炮击下关的时间整整晚了一年多。）
但长州攘夷的失利（当时佛、米两军攻破了下关町），加上萨英之战后萨摩的转变，以及幕府内部多数人对温和攘夷的坚持，导致朝廷及各方开始放弃武力攘夷的想法。
当年和历的八月十八日，幕府的京都守护松平容保，在小朝廷的支持下，联合八十余家诸侯，将坚持武力攘夷的七公卿及长州藩兵赶出了京都和近畿。
但是呢，整个扶桑的攘夷氛围没有变化，只不过，是从是否武力攘夷，变成了稳妥攘夷。
可是，根据幕府设计的攘夷路线，温和攘夷的第一步是横滨锁港和推迟后面的两港两都开埠（兵库、新泻、江户、大坂）。
这个嘛，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被西洋诸国公使接受——文久2年（1861年）竹内保德使团出访欧罗巴，以英吉利为首的各国已经同意了两港两都延迟开埠，这变本加厉的继续延迟，如何能获得洋大人的同意。
从文久三年（1863年）五月开始，幕府与各国公使进行了多次横滨锁港的交涉，可没有任何一次得到正面回应。
相反的是，各国就扶桑攘夷造成的横滨商品短缺，不断对幕府提出抗议。
十二月二十九日，幕府派遣外国奉行池田长发等人出使欧罗巴，但谁都知道，这次的希望很是渺茫——实际上，1864年池田一回扶桑就被撤职、隐居，他支持签署的与佛国的协议也被佛人废止。如果说成果嘛，倒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幕府从此打通了与佛兰西的军势援助。
因此呢，实际上温和攘夷的幻想也破灭了。
至此，扶桑自己想的攘夷各条路基本都被堵死了——实际上，1878年（明治十一）七月二十五日，扶桑才与米人开始就关税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第二年才开始与各国就关税开始谈判。而税权的完全恢复，直到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才得以实现。
而就在1863年攘夷开始破灭之后，1864年扶桑的情况开始更加恶劣：
虽然因为米人的南北之战，棉花的供应不足影响了欧罗巴诸国对扶桑的贸易额，可西洋对扶桑的压迫却没有停止过。
文久三年，因攘夷风潮，五月十八日（1863.7.3）酒井忠毗（若年寄）在英佛压迫下，被迫承认当时情况两国守备兵可驻屯横滨。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英人公使阿礼国正式向幕府提出，在横滨借用建筑用地，为驻屯的英人修建兵舍——未来的元治元年（1864年）末，横滨居留的外国人约300人，而英佛两国的兵力各为1300人。驻屯从186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75年3月撤退为止。
当时为了八月四国联合攻击下关，英佛米战舰已经开始集结，在江户湾的战船日渐增多，幕府迫于压力，只好同意。
而更早的文久三年十二月，幕府已向各国通报了实施输入品减税的决定（神奈川从第二年的一月开始，长崎、箱馆从二月开始）。这个决定呢，是根据文久二年幕府使团与英人的伦敦协定而来，当时是以减税换取两港两都的延期开埠。
到了此时，谁都知道，横滨锁港（控制对外贸易）已经基本没戏了。
于是呢，关于如何攘夷，扶桑各方就又开始了动摇——温和攘夷走不通的话，那武力攘夷，虽然看起来前景不妙，但拼死一搏，是否能死中求活呢？
当时萨摩早就已经低头，文久三年（1863年）九～十月，在横滨与英人交涉，同意赔偿损失并处罚生麦事件中的凶手。
可一直被幕府追索责任的长州，却不肯低头。
这里面的原因，一个是当时的治政环境：
元治元年（1864年）春季在京都，六位国是参与就攘夷方针和如何处理长州发生了剧烈争执。
一桥庆喜、松平容保坚持横滨锁港，但松平庆永、岛津久光表示反对——剩下的两位，伊达宗城、山内丰信态度暧昧；
松平容保、一桥庆喜两人坚持严厉处罚惹事的长州，可岛津久光依然反对，而松平庆永、伊达宗城、山内丰信则倾向毛利父子上洛自辩后再说。
从这个争执看，长州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而且长州不肯低头的第二个原因，则是攘夷风潮再起：
之前在文久三年六月，横滨居留地的英人枪击伤扶桑人，之后居然被英人驻横滨知事宣布无罪释放，此事引发了扶桑民众的不平。
文久三年九月二日，井土谷(横滨)事件发生，佛兰西一名军尉被杀，二人负伤。
加上横滨锁港不成、幕府又发布了减税决定，当时扶桑很多人对此严重不满。
就在元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水户天狗党的藤田小四郎（藤田东湖的四男）在筑波山举兵，要求幕府立刻宣布横滨锁港。
而由于庆喜在江户的盟友政事总裁松平直克的帮助，直到当年六月幕府才发出筑波军追击令，到七月七日，各藩联军才和筑波军之间开始了战斗-结果天狗党夜袭成功，大败了各方联军。
搞笑的是，庆喜以为水户天狗党起事是支持自己横滨锁港的，可实际上，背地里天狗党还和长州攘夷派深有交接——当然，庆喜后来才察觉此事。
长州正是因为天狗党举兵，看到了武力攘夷再兴的希望。
而且呢，文久二年（1862年）七月开始的天诛，本来已经在京都守护松平容保等人的努力下逐渐减少。但文久三年八月一十八日之变后，因武力攘夷公卿和长州势力被赶出京都，浪士天诛开始复兴。
受天狗党举兵的鼓舞，以长州武士为首，攘夷浪士开始策划一个大行动，那就是打算趁和历六月七日-十四日的祇园御灵会（当时京都最大的民间祭祀节日），借強风及烈日在京都放火，于混乱中刺杀公武合体派的公卿首领朝彥亲王等人，同时暗~杀一桥庆喜、松平容保等，并将扶桑皇帝带到长州——是否挟持扶桑皇帝，这个有争论，但刺杀计划是确凿无疑的。
可是让攘夷浪士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六月七日祇园御灵会举行前，六月五日事情就泄露了，新撰组突袭了池田屋，几乎将各方浪士首脑一网打尽。
受此影响，各方对长州的影响大坏——要知道，扶桑当时都是木屋、草屋，火灾一起，伤亡损失极其惨重，几乎可以说，如果浪士大规模纵火，那所有在京都的人，都可能被烧死。就算往轻了说，那十之一二是跑不了的。
因此呢，池田屋事件之后，几乎就没人敢公开支持长州了。
至于后世说，因为池田屋事件中多人被杀，长州为报仇才举兵进行禁门之变，这个就是扯淡——如果祇园祭放火的计划得以实施，那京都就会死伤无数，从这点来说，报仇的说法从何而来？难道只许你长州杀人放火，而不许别人制止不成！
因此呢，禁门之变的发生，从大方面来说，是因为横滨锁港不成导致温和攘夷无法实现，进而造成武力攘夷的复兴；而从小方面讲，则是长州穷途末路下的垂死挣扎。
不过呢，禁门之变中的疑点很多，这些请看下篇，“禁门之变（下）——疑点”。
禁门之变（下）——疑点
扶桑幕末的对外贸易情况